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始人均收入水平低，而劳动力要素富余，因此劳动力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都很低。低成本劳动力与引进资金和技术相结合，使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特别是最能体现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带动整个出口迅速增长。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在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55%以上，成为推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升，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从2000年的1392.3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805.9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1.14%。而同期美国、韩国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复合年增长率较低，分别为0.96%和1.53%，日本实际工资出现负增长（-0.39%）。相比来看，中国工资水平增长较快。中国工资水平与美国工资水平之间的倍数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从2000年的35.3倍缩小到2021年的4.7倍（见图1）。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降，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我们从三组数据来观察：一是加工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占比最高的1999年的56.9%降至2020年的27.1%；二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占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从最高的1992年的73.6%降至2021年的40.2%；三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占我国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92年的36.2%上升至2006年的46.2%后不断下降，到2021年已降至26.3%（见图2）。

图1  2000—2021年美、日、韩相对中国工资倍数及中国平均工资

注：美、日、韩相对中国工资，首先根据OECD中现价本币兑换成现价美元后，以中国平均工资为“1”进行计算得出的倍数。

资料来源：美、日、韩平均年工资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国平均年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本文作者依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图2  1992—2021年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占制造品出口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

然而，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将持续存在，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依然是重要举措。现在国内青年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他们期待的是在“世界工厂”之外的、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或更多倾向于软件开发、商务服务等“世界办公室”类型的岗位，服务贸易出口与现阶段的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有较高的匹配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持续变化，农业和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上升，近十年已经成为主要产业。服务业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12年超过制造业，2015年超过50%，2021年达到53.3%（见图3）。从就业比重看，202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我国就业总数的48%，占非农产业就业总数的76.7%，而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9.1%和非农产业的46.4%（见图4）。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贡献突出，表明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图3  1980—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整理。

图4  1980—2021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整理。

国内服务业全面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有研究者对影响我国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做过较为深入的计量分析，结论是国内产业生产能力增长、国内市场需求扩张、国外进口增长等因素对出口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生产能力扩张使出口的产业基础增强从而有利于出口增长（江小涓，2007）。从国际经验看，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美国和英国是服务业大国，也是服务贸易大国。近些年，我国服务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1980—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90%迅速攀升至53.77%，增加了近32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差距不断缩小，与世界平均水平占比的差距，从1980年相差31.84个百分点，下降到2019年相差11.09个百分点（见图5）。

图5  1980—2019年中、美、日、德、英及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我国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初始，经济总量不大，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最为短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技术等要素都快速增长，成为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而自然资源是天赋资源，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因此成为我国明显的短缺要素，特别是土地、淡水和石油等基础性的资源，短缺更为突出（见图6）。

图6  1980年和2019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江小涓和孟丽君（2022）。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我国资源短缺状况日益显现，以石油消费量与国内石油供给为例，2002—2019年中国石油能源消费总量从24789.2万吨增长到64506.5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5.8%；石油生产量自2015年达到最高值21455.6万吨后开始不断减少；国内石油供给缺口逐年递增，以年均10.7%的增速，从2002年的8089.2万吨扩大到2019年的45405.1万吨（见图7）。

图7  2002—2019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与生产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虽然国内资源短缺，但我国长期出口较多资源含量高的制造业产品，这是我国资源消耗占全球比重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种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终消费（Liu等，2016；Kander等，2015）。还有研究发现，1997—2012年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6.03亿吨增至19.51亿吨，5年内增长了2倍。其中，2012年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本土总排放的21%，而2007年这一比例曾达到29%（Pan等，2017）。在出口目的国中，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分别占中国与外国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和9%（Yang等，2020）。因此，减少资源能源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加人力资源密集、资源消费和碳排放较少的服务业出口，是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内在要求。

高品质的消费包括多种类型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例如多元化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以及休闲旅游等。从世界范围看，旅行（包括旅游、海外留学等）这项服务进出口在服务贸易中占有较高比重，201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中，旅行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3.3%，是第一大项。我国情况类似，旅行服务占比高达36.4%，表明海外旅游、出国留学和商务旅行成为收入提高后国人的重要服务消费。特别是我国旅行服务进口所占比重（50.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2%），表明我国出国旅行留学居住工作的人数快速增长且支出较多（见图8）。2000—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从3.9万人增加到70.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6.4%。2019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15.2%。出境游客境外消费从141.7亿美元增加到2546.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4%（见图9、图10）。

图8  2019年中国与世界旅行服务贸易占比

图9  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与出境旅游人次

图10  中国出境旅游人次及支出

资料来源：出境旅游人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145项重点旅游统计”。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水平生产性服务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进口高水平研发服务、设计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刘维林等（2014）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取的国外中间投入推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相对于原材料、零部件等产品投入，服务投入对技术提升的贡献更大。从产业特点看，那些生产制造全球化水平高的产业，与其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全球化程度也高，美国企业中医药和汽车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研发、销售等服务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Meyer.krahmer和Reger，1999）。没有服务业分工深化和形成全球服务网络，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就不可能深化和高效率运转（江小涓、李辉，2004；江小涓、孟丽君，2021）。

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是服务贸易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无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已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为80%以上（见图11），不仅为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引进先进服务业特别是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提供大量机会，而且将对我国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11  2005—2020年中、美、日、德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及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对生产性服务贸易与消费性服务贸易的分类计算得到。

1.多种角度的低比重

第一，各国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一直较低，中国尤其突出。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一直较低。20世纪70年代以前，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过去40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地位日趋重要，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相关数据，1980—2021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不断提升，已从1980年的16.9%提升至疫情前2019年的24.3%，而后降至2021年的21%（见图12）。同期，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分别从1980年的22.2%、23.0%、15.5%、16.2%提升到2021年的36.2%、30.2%、22.3%、19.7%；德国从1990年的16.0%提升到2021年的19.9%。而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从1982年的9.8%提升至2016年的15.2%，疫情前降至2019的14.6%，而后降至2021年的12.1%，低于全球水平，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见图13）。

图12  1980—2021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图13  1980—2021年各国服务贸易总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第二，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明显低于货物贸易出口占工业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中国在波动中处于较低水平。国际经验显示，货物贸易出口占工业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较高，而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较低。如图14所示，货物贸易出口占工业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38.4%上升至2019年的70.8%；同期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由6.0%上升至11%，其所占比重持续且显著低于货物贸易出口，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比重明显低于制造业。

图14  1980—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货物贸易出口占工业和农业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包括工业（采矿、制造、公用事业）和农业（农业、狩猎、林业、渔业）。

分国别看，1980—2019年英国和法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持续快速增长，分别从10.3%与10.7%增长到20.5%与15.4%；德国从1990年的6.3%增长到2019年的14.6%。英国和德国增长超8个百分点，法国也增长了近5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占其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较为缓慢，分别从1980年的2.5%和3.2%增长到2019年的5.2%和5.9%，均增长了近3个百分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总体上升，但其间有过波动，1982—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4.0%提升到9.2%，2007—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4.8%，高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6.3%的增速，使2007年之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到2019年已下降至3.7%（见图15）。

图15  1980—2020年中、美、英、法、德、日及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占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第三，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明显低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中国尤其突出。现在，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体，中国也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2019年，在世界生产总值和世界就业总数中，服务业产业和就业所占比重分别达64.9%和50.6%；而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24.3%。可以看出，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仍然偏弱。

从世界范围来看，2019年，英国、美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分别为37.2%、26.1%和23.1%；三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则分别为70.9%、80.5%和69.3%。同期中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14.6%，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53.8%。我们用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与服务业占GDP比重两者之比，来看服务贸易相对强度。可以看出，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强度远低于英国，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美国和日本也有一定差距（见图16）。

图16  2019年中、美、英、日及全球平均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比重与服务贸易相对强度

资料来源：服务业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服务贸易占比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2.服务业特点对服务贸易低比重的影响

第一，服务业特点的影响。传统服务业具有低效率和不可贸易的特点。按照传统的定义，“服务”通常是指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因此“无形性”是基本特征。服务的其他特征还有：同步性（生产过程需要消费者参与，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不可储存性（服务是一个过程，“随生随灭”，生产和消费不能错期）等。教育服务、医疗服务、艺术表演、保安服务、家政服务等都是典型的服务业。“面对面”和“同时同地”还带来一个重要的衍生特点，即“不可远距离贸易”。例如商业零售业只能卖给面对面的顾客，艺术和体育表演服务只能向现场观众提供等，远距离交易几乎不可能（江小涓，2008）。例如，相比于服务业在欧盟国家GDP中70%以上的高占比，服务贸易仅占欧盟总贸易的1/4（Schöllmann，2015）。对中国类似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同样呈现出与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明显低于服务业占GDP比重的现象（江小涓、罗立彬，2019）。

第二，服务贸易的特殊定义及不可比性。“服务贸易”是一个存在仅有40多年的词汇，其含义与人们对“贸易”一词的通常理解不尽相同。从国际贸易的标准定义看，当一国劳动力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产品并获得外汇收益时，就发生了国际贸易。这个定义适用于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从具体方式上看，商品贸易主要通过商品跨境交易的方式进行。与商品贸易不同的是，服务本身的特点，是符合“一国劳动力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益”的行为，有相当一部分并不通过“服务跨境交易”这种形式实现，而是通过生产要素、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消费者中某一项跨境移动来完成。这些形式都符合国际贸易的定义。因此，服务贸易包括与服务提供和消费相关的各种跨境移动行为，最简洁的定义就是以服务提供或消费为目的而产生的“人和物的国际流动”（Grubel，1987）。

服务贸易概念的拓展带来对服务贸易进行分类的需要。广泛使用的一种分类是按跨境移动的主体，将服务贸易划分为消费者移动、生产者移动、两者都不移动和两者都移动这四类，如图17所示（Riddle，1986）。

图17  服务贸易的四种类型

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过境贸易，即从一国或地区境内向他国或地区境内提供服务，这类似于商品贸易，例如影视产品贸易；当地贸易，即在一国或地区境内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这是由服务消费者跨境实现的，例如入境旅游、留学生教育等；要素跨境贸易，即一国或地区的生产要素通过在他国或地区设立机构向当地提供服务，这是由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并设立实体机构而实现的，例如设立外资服务企业；第三国贸易，即一国或地区的自然人在他国或地区提供服务，这是由人员流动完成的，例如从国外聘请教师、医生护士等。

上述定义和分类虽然较好地反映出服务贸易全貌，却给服务贸易统计带来困难，有学者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对统计学家来讲是“形如噩梦”。现实统计并没有按上述口径进行，经常使用的统计体系是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服务贸易大都不经过海关，但从贸易本身的定义看，有贸易就必然产生国际收支，这在实践中是一个较易把握的统计角度，也符合贸易应有外汇收益的传统定义。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期公布140多个国家国际收支项下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是当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分析表明，与商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包含的内容更多、更广泛，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不可比，这是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的观察：制造品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未被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日益呈现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发展趋势。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开始由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服务要素作为制造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制造业产出和生产率有着重要影响（Pilat和Wölfl，2015）。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中嵌入了服务价值，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也得以提升（高宇宁等，2022；黄群慧、霍景东，2015）。在分析手段方面，与制造业的研究相似，学者们多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Biryukova和Vorobjeva（2017）的研究表明，对生产类的服务贸易进行限制将抑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考虑到行业的异质性，吴永亮和王恕立（2018）运用投入产出表，证明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即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就越高。在现代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并不能充分体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近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实现稳步增长，服务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二。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8335.1亿美元，同比上升26.0%，升幅高于全球10个百分点。其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3922亿美元，同比上升39.8%；进口4413.1亿美元，同比上升15.8%。服务贸易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4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51.1%，至491.1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77.4%。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仍然较低，多数指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服务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存在逆低。2000—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体呈扩大趋势。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56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174.9亿美元（见图18）。

图18  2000—2021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我们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这个指标进行分析。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于1965年提出，是衡量一国某类出口商品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较为广泛使用的指标。测算公式如下：

RCA_ij=(X_ij/X_i)/(W_j/W)

其中，RCA_ij代表i国家（地区）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_ij代表i国家（地区）对世界市场出口j产品的出口额，X_i代表i国家(地区)对世界市场的总出口额，W_j代表世界市场j产品的出口额，W代表世界市场产品的总出口额。总体来说，若0<RCA<1，则表示一国某产业或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其数值越是偏离1接近于0，比较劣势越明显；若rca>1，则表示一国某产业或产品在国际经济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其数值越大，显示性比较优势越明显。如果RCA>2.5，则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若1.25<RCA<2.5，则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若0.8<RCA<1.25，则该行业具有较为平均的竞争优势；若0<RCA<0.8，则不具有竞争优势。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会议（UNCTAD）的相关数据，计算1980—2021年中、美、英、日的服务贸易RCA指数（见图19）。从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不具有竞争力，RCA指数基本一直小于0.6，并呈现下降趋势；而英国和美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基本在1.25以上，说明英、美两国的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远远高于中国；日本的RCA指数基本稳定，从2014年开始大于0.8，表明日本的服务贸易具有平均的国际竞争力。

图19  1980—2021年中、美、英、日服务贸易RCA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与国内服务业的重要地位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和地位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加快发展，需要在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引进更多跨国服务企业、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降低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制度障碍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增长等方面多管齐下。

与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状况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仍然不足，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且潜力巨大。第一，我国服务业仍将较快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升，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国内产业支撑。第二，在我国吸引的外资中，有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许多研究表明，吸引外资进入，带来新的理念、知识、技术和经营模式等，不仅为自身提供更多元、更有特色、更高水平的服务业，还可通过多种外溢效应，提升当地服务业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江小涓，2007；Xing和Pradhananga，2013；李磊等，2018）。图20显示，现在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服务业仅占25.70%,2011年占比超过制造业，达到一半以上，2020年占比更是高达74.25%。这将有力促进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并提高水平，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加有利的产业基础。

图20  2000—2020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200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通过远程连接传统服务供需双方，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2011—2020年，全球由数字驱动的服务贸易从2.14万亿美元增长到3.17万亿美元，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份额从47.89%上升到63.55%，规模已占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结构上，数字生产性服务业是数字服务贸易主体，在数字服务贸易中的份额从2005年的43.8%上升至2020年的62.6%，数字生产服务全球化发展动力持久而强大。不仅是数字服务业，数字密集型商品出口也快速增长，信息通信技术（ICT）商品的贸易在全球范围增长迅速，从2011年的1.81万亿美元扩大到了2020年的2.35万亿美元，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由9.89%提升至13.37%。

中国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在全球领先，为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强大产业基础。2011—2020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总额由1648.38亿美元增长到2947.60亿美元，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从36.72%上升至44.55%，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势头强劲。结构上，2005年我国数字生产性服务出口在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低于全球，仅有21.9%，但15年来发展迅速，2020年这一份额已高达54.5%。

此外，跨境电商也是我国发展速度快、潜力大的外贸新业态。跨境平台通过整合生态链上的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利用海量交易数据和算法，降低跨国交易成本，精准对接国际市场，在境外客户需求挖掘、海外影响推广、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与品牌建设等贸易促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实现国际、国内的市场联通、供需匹配和企业降本增效。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将“企业对企业”（B2B）和“海外仓”贸易形式统计在内，我国跨境电商进口规模从2016年的39.3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70.9亿美元。跨境电商出口占外贸出口的比重由2015年不到1%的增长到2020年的4.6%。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我国贸易出口，提升我国出口竞争力（姚战琪，2022；马述忠、房超，2021）。我国在这方面基础丰厚，主要细分市场上均有代表性平台和模式出现。这些良好基础都将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比较敏感。最近一些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现在我国高度发达的智能物流广泛应用在与贸易相关的物流仓储、支付结算、融资贷款、报关通关、收汇结汇和广告营销等各个领域，大大提高了各环节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Lund等，2019）。

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提高制造业全链条中的生产性服务的水平，这需要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也需要集成全球的高水平生产性服务。研究表明，制造业全球分工程度高的产业，与其相关的服务业全球分工程度也高，美国的医药和汽车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研发、销售等服务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Meyer Krahmer和Reger，1999）。在全球制造业深度分工时代，没有服务业全球分工深化和形成全球网络，制造业的分工就不可能深化和高效率运转，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Riddle，1986；江小涓、李辉，2004），特别是数字化全球服务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来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就能使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果。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搭载的是数字技术密集型服务、数字化商务服务、数字化柔性制造服务等，这些服务的增长不仅支撑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

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水平的持续提升，加之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环境的很大变化，我们想继续以引进方式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即通过引进较多技术来促进产业升级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尖端技术市场往往属于寡头甚至垄断性质的技术市场，持有方有较强的控制力，与以往那种我们需要引进的技术并非最先进因而多家持有、存在技术供给的“竞争性市场”的状况不同，那时我们作为大市场和制造大国具有吸引力，从而能够较多引进技术。今后技术发展更要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地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特别要在关键“卡脖子”的地方集中攻关，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时代的科技创新出现许多新特点，特别是多国共同创新网络迅速涌现，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新增长点。以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为例，信息技术特别是以数字技术提供合作创新的新方式。数字化的全球设计服务平台可以有几十个国家几百位工程技术人员同步以串联方式研发设计一款新产品，传统的企业内研发模式难以集合拥有各个领域顶级的研发团队，而这种数字时代的全球合作模式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集聚人才，用适宜的人才匹配每一项研发设计任务。今后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全产业链中的跨国创新合作将继续发展和加强。总之，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时代，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能够更多利用国外技术人才和技术能力，在高起点上加快推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也为全球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6%，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80%和发展中国家水平73.9%。现在，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有数亿人，消费分层明显，对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0—2019年，境外消费这种形态的服务进口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20年，消费品进口额同比增长8.2%，比整体进口增速高8.6个百分点。海南免税店销售额增长1.27倍，部分中高端品牌销售额增长30%以上。与商品消费相比，我国服务消费比重偏低，合理扩大高品质服务进口，有利于丰富国内消费选择、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促进国内服务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展。我们促进进口的理念和行动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快速成长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是高度开放、全球共享的市场。总之，加快高品质、多元化和具有分类特点的商品和服务进口，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比重，促进国内市场持续扩大，为内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进口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仍然需要较多进口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铁矿石和部分农副产品等。我们要继续加大国内资源开发力度，优化国内能源结构、转变国内产业结构，来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和进口。但是，国内一些重要资源拥有量有限，随着经济体量加大，必要的进口不可或缺，否则国内生产和消费都会受到明显影响，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得不到提高。

近十多年来，我国服务外包稳中求进，2014—2020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996.6亿元增长至12113.2亿元；其中离岸外包执行额由3435.1亿元增长至7302.0亿元。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未来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预计未来5—10年，中国承接服务外包规模将不断扩大，其中离岸外包执行额年均增速有可能超过服务出口增速，在服务出口中的占比继续提高，生产性服务出口主渠道地位进一步巩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自2020年初，我国经济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服务外包产业表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为稳定服务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需充分发挥服务外包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加快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和高效益转型升级（王晓红，2021）。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力资本密集，能够吸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就业者，成为这些青年人的重要就业渠道。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440万人，同比增长79%，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为927万人，占64.4%。在数字时代，跨境数字平台提供的工作机会更多，除了传统服务外包产业提供的“全球办公室”机会外，“世界程序员”“远程测试师”“平台工程师”等更多类型外包产业蓬勃发展，吸纳大量就业。

中国已经加入和申请加入若干高水平贸易协定，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内贸易体制改革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国已经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并生效实施，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这些都是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其中多数内容涉及服务业，包括服务业市场准入、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政府采购等。这些既是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规则和制度性要求，也是国内加快发展服务业需要相应改革的要求。以市场准入为例，扩大对外开放必然要求扩大对内开放，我们的金融服务、培训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研发服务等许多领域需要加快对内、对外的开放速度，推进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

要特别重视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持续推进海关监管创新、金融服务开放和跨境数据安全自由流动等规则标准探索，培育区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适时推进综合试验区由点及面，逐步覆盖全国。另一方面要重视发挥数字平台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治理者作用。数字平台既是可数字化订购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最接近市场的治理者，要积极鼓励数字平台在国际渠道拓展、诚信体系构建、贸易争端解决等多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应鼓励政府与大型数字平台在交易信息数据及执法结果方面的信息共享、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同时也要加强对平台跨境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惩处平台垄断、消费欺诈、低价倾销等不公平竞争行为。要确保高水平开放是安全与发展有效平衡的开放，以保障公平竞争、保障市场有序、保障市场影响力、保障重要领域稳定可控为重点，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服务业开放中的安全稳定。

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全球贸易的主要障碍已不再是货物贸易领域内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是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各种贸易壁垒，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国际经贸治理的重点正加快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从CPTPP、USMCA等最新经贸协定内容看，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内容大幅提升。未来几年，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服务贸易在双边、区域贸易投资谈判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成为各国谈判和博弈的核心内容。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的焦点。总体而言，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呈上升趋势，困难较多。

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的跨国监管合作，需要各国协调行动，这些新领域的监管需要新的理念和知识，跨国治理合作有重要意义，能够交流沟通相关知识、经验和资源。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既能表达我们意见，听取他国诉求，更能在与各国监管同行的交流中共享相关知识和经验。政府之外的组织和机构的治理合作也很重要。例如，全球金融创新网络（GFIN）是一个由70多个组织组成的网络，其中大部分是金融监管机构，从而使企业能够在其他国家进行产品和服务测试。再如，2019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WP.29第17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共同提出的《自动驾驶汽车框架文件》，新法规标志着朝多国统一的自动化车辆标准迈出重要一步。在这些监管合作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们自身的优势、特点和需求，合理表达我们的诉求并引导监管合作的规则制定。我们要从中国自身利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要求出发，积极参与并主动发力，促进数字时代的全球服务贸易治理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