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打造自己的硅谷？

吴敬琏

　　
　　（50人论坛·北京）为什么各地争建硅谷？　　
　　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中国“硅谷”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从报刊上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已经先後提出在今後5年或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等等目标。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硅谷”呢？理由是当地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或者当地有可能吸引来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根据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提供的数字，中关村的技术人员有50多万人，比美国的硅谷和中国台湾的新竹都要多。硅谷的技术人员充其量只有30万人，新竹加上在校生也不过8万人。　　
　　的确，由於高技术产业是一种“人本经济”，在它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智力资源)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专业人才集聚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智力资源存在於人们的头脑里，既不能进行国有化，也不能用行政命令调拨。怎样使这些高智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有效地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创业企业的栖息地　　
　　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个。硅谷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徵才使它能够获得特别的成功呢？对於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认为，目前被中外研究硅谷的学者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了硅谷的本质特徵，这就是：硅谷是创业企业(startMPs)的栖息地(Habitat)。　　
　　“start-up”本是来自一个动词短语，是指从事创立新企业的活动。後来它变成了一个名词，用来专指由这种创业活动建立的新企业。1938年休立特和帕卡德用特曼教授借给他们的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创立惠普公司；1976年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在自家汽车房里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讲的就是这种创业企业的发迹史。硅谷的奇迹，就是由成千上万个这种前赴後继、奋勇拚搏的创业企业创造的。　　
　　“栖息地(Habitat)”则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以及其他尚未为人知的因素。　　
　　那么，硅谷具有哪些特殊的因素，使它特别有利於高智力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呢？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创业精神的专家罗文的分析，作为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有利的游戏规则、很高的知识密集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开放的经营环境、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　　
　　任何一个想要使自己成为“硅谷”的地方，都必须考虑怎样创建这样的创业环境。当然，完全照搬硅谷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适当的，但是硅谷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即为创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则是普遍适用的。根据中国当前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创业企业的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良好的法治环境、充裕的资金供应。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在营建中国“硅谷”的过程中，政府还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与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原则上的不同。政府不要再直接组织、指挥和操办高技术产业，而是要著重为包括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人才万马奔腾、各展所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第一，为创业活动开拓广阔空间。　　
　　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高智力人才的创业积极性仍然受到存在多种缺陷的体制的束缚和抑制。如果不能加快改革⒂欣洞葱潞痛匆档男绿逯疲?到10年内建立中国“硅谷”的宏图很可能变得和过去一再宣示过的某些类似的设想一样，成为镜花水月。在我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做、也完全可能做的事情有两项：　　
　　──把数以百万计的专业力量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办企业的旧体制下解放出米。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60%至70%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个校办企业。现代社会分工很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企业难於有效地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於精力外骛和资源分散，却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国内一位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告诉我，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科学技术储备的不足，以致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　　
　　──要铲除壁垒，降低门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在我国不少地方，个人创业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例如进入门坎过高，初创企业往往难於达到规定的要求。再如企业登记注册先要验资，而创造发明、好的商业计划的价值却是无法估算和不能被计入的。另外，职工和经理人员持股这种高技术公司通行做法，在我国也因为技术股的份额限制、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等规定而难於实行。这些障碍必须尽快加以消除。与此同时，小企业会遇到信息、资金、管理上的许多困难，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NGO)来帮助它们加以解决。　　
　　第二，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rule-based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法治环境。中国历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这种传统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虽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至今还有不少政府官员把法律看成是和行政命令一样的“治”人的手段，因而按照“内部文件”和“领导指示”调节经济关系仍然被看作通例。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法治精神教育和加快法治环境的建设。目前有几项基本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明晰产权界定一直是一个困扰著我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四通明晰企业产权拖了11年，联想迈出第一步也花了两三年。这对於争分夺秒的高技术产业来说实在是太慢了。另外，关於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软件业与印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十多年以後，我们之间的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虽然有语言、时差等条件上的差异，但不能不承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是我们软件业落後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用体系的建立。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而在我国，失信行为十分普遍，骗子满天飞，造成“守信吃亏、不守信得利”的怪现象。面对面的交易尚且能骗就骗，更不用说开展电子交易了。这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严重障碍。最近上海已经著手建设基础信用信息体系。这项工作应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大城市中铺开。　　
　　第三、疏通融资渠道。　　
　　前年在几位高层官员的倡导下，风险投资成为经济界和科技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个讨论表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它也暴露出两个缺点：一是不少论者把高技术产业融资的方式看得过於单一，以为仅仅限於风险投资。二是对风险投资的特点把握得不够准确，以为可以主要靠政府的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兴办。实际上在高技术企业创业的各个阶段对资金的需要是不同的，融资方式也就因时因企而异。　　
　　为了完善高技术产业的融资体系，需要根据高技术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多种多样的融资形式：　　
　　1.鼓励投资商和专业基金提供“天使资本”。　　
　　在新技术产品的早期开发阶段，往往需要慧眼识英才的“天使投资商(AngelCapitalists)”对萌生中的小企业提供的小笔“种子资金”。为了发展这种“天使投资”，需要鼓励私商进入，也要提倡社会团体建立此类基金。　　
　　2.引入以有限合夥为主要形式的风险资本(VC)。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它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强调基金运作与主持人个人利益的高度相关性。由政府拨款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显然是不恰当的。1985年由国家科委设立的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破产说明这种方式行不通。以色列也曾在1991年由政府投资建立了名为Yozma的风险投资基金，这个基金可投资本的数量有限，只有3000万美元，效果也不好。後来以色列进行了风险投资的私有化。同时，借鉴了美国经验，制定了“有限合夥法”，准许建立有限合夥公司。有限合夥制的风险投资公司也可以接受政府或大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合夥人。在这种合办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公司的经理人员一般不出资，他们占有约30%的股份，但必须对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一来，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很快发展起来，现在8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可投资本已达到30亿美元，投资效果也很不错。　　
还需要注意，风险资本的职能不仅是提供资本，它还要帮助创业企业物色合适的经理人员，加强领导班子，改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