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种从不发达到发达的世界历史现象，也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还是一种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迄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后蕴藏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发展战略价值，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式现代化也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从历史现象看，现代化被广义地看作是一场由西方社会发端，后传递至全球范围内的至今仍在进行的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变化，涉及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维等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发展过程看，现代化被看作是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而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过程，尤其是特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科技和产业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着现代化这个复杂现象和过程，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发展理论等学派众多、观点不一的现代化理论，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现代化理论试图分析现代化的动力、过程、结果以及模式等，从而说明为什么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欠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进而指明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后发国家需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观念才能实现趋同于西方国家的发达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自发的现代化模式的内在动力和演进过程。但以依附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则指出了由于后发国家在技术、资金和市场上依附于西方先进工业国这些“中心”，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不平等的地位，后发国家试图学习模仿西方国家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上难以独立，也无法实现工业化，更难摆脱欠发达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拉美现代化模式为什么是不成功的。

　　从众说纷坛的现代化理论中可以归结一个更为普遍的“兼具规律性与多样化”结论：虽然成为世界先进、达到发达水平的目标基本趋同，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关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在整体上看，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虽然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后发外源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先发内源性国家现代化路径有所不同。即使就后发外源性国家现代化而言，也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首要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定是符合其基本国情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个性化国情、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最早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更进一步，邓小平同志用“小康之家”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温饱”“小康”“富裕”的经济发展三步战略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把现代化战略部署分为了“三步走”，在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规划了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的“两个一百年”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确认实现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的实际出发进行了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民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统筹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这个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促进整个人类进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走和平发展之路；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成就看，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目标不断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二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充满新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成型。三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迈进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发展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全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更加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深远。

　　归结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发达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的量的规定，又有符合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自身特色的质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国情的要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这四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质。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决定性要素。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充分表明，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个积极有效、坚强组织的国家领导力量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这同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特征。国家领导力量的作用，在于新构一些后发国家所不具备却是经济赶超必备的“替代性条件”。这不仅体现在关税保护和幼稚产业扶持的经济方面上，也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各个方面。在中国进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中国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目标不动摇，充分发掘潜力和捕捉机遇，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一进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凝聚社会共识、完成社会组织与动员的强有力领导能力，彰显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目标理念和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的强大发展能力。

　　如果将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程还原到若干个连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就会发现，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直至新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无法在复杂、艰苦、多变的环境中始终可以实现社会凝聚、团结和动员；如果不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远大的使命作为基础和驱动力，就很难长期引领和坚持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更无法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改革开放。这种始终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的领导力量，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经由历史选择的大众型、使命型政党，才具有这种特质。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具有上述内涵和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理解了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中的国家作用。

　　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领导中国人民持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形成过程中坚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

　　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战以来的国家发展史充分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行所构建和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后发国家欲通过经济赶超推进现代化进程，保持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绝非易事。为了获取一定的市场资源、技术与资金，后发国家往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自主性和国家独立性代价，在“中心—半边缘—外围”的世界体系中谋求依附性发展。如果要在谋求政治自主性和国家独立性前提下摆脱依附性发展，又往往会陷入“脱钩”所带来的孤立或停滞。“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二选一难题。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保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而且既没有陷入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陷阱”，也没有误入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转型国家的休克歧途。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之际，中国以“北京共识”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新发展阶段指明了保持自主独立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的、叠加的工业化发展过程。

　　尽管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无疑是现代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根本动力来源。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早期先发国家，还是后发追赶国家，通过工业化驱动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都是共同的路径选择。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6项目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新型工业化，再到新时代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线。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从赶超的过程看，中国的并联式、叠加式现代化过程是加速度的。1952年，中国的GDP总量仅679.1亿元，人均GDP仅119元，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并预计在2025年之前跨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行列（按世界银行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例突破10%，2006年突破20%，之后每两年突破10%，2008年突破30%，2010年突破40%，2012年突破50%，2014年突破了60%，2020年突破了70%。对于一个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起步的后发国家而言，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如此连贯、高速、稳定的并联式、叠加式的赶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和实践逻辑，也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和重要的理论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对现代化理论兼容并蓄与创新超越的结合、规律性与多样化统一，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颠覆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发展社会主义一个本质要求，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使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产出大国，把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未来景象变为现实。围绕着生产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逻辑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单纯遵循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老路，成功颠覆了以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为模本的经典现代化理论。

　　从经济发展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服从于资本逻辑，在资本主导的发展下，缓解资本积累矛盾，满足资本增殖诉求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力量。无论这种目的的实现是籍由产业资本还是虚拟资本，也无论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使用价值，创造何种使用价值，对资本而言都没有本质差异；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列作为总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以少数人的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避免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最终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现代化目标上是中华民族自己“复兴”而非向西方“趋同”，这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单纯技术导向的“工业革命”逻辑，很好地结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工业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勤劳革命”有效结合起来。

　　从政治制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破除西式自由民主迷思，解构西式民主话语，跳出了西式“普世价值”陷阱，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有效回应了改革开放之初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话语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巨大反差，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为现代化归宿的理论破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本国国情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基于本国国情探索创新现代化动力机制和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模巨大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国情，中国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和现代化战略。从现代化动力机制上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探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既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具体经济政策上，“有为”政府要参与经济活动，这对于后发型现代化至关重要。但政府一定是从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为了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的利益，一定要以“有效”市场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手段，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效结合。

　　从现代化战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于国情变化和发展阶段提出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并将之以“五年发展规划”形式贯彻实施。1952年底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目标；1964年提出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1982年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2002年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同步”，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三新一高”战略。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增长，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优先的经济增长理论，这超越了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更多是关注经济增长数量——GDP增速的传统，将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经济活动的质的提升上。

　　中国式现代化向发展中国家证实：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不具备先发国家所具备的发展条件，后发国家也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自己的国情，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将强烈的现代化意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文明协调论”的现代化目标导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单维文明进步逻辑，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的文明冲突逻辑，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个文明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过程。西方现代化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单维文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这基本是一个串联式的文明进步逻辑。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压缩式的并联式的文明发展转型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融合，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类文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一种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还是一个文明扩张和文明交融的过程。西方文明扩张过程中循序了“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来书写文明逻辑，运用其工业文明的先发优势对仍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国家进行欺凌和奴役，近代中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经历彰显了西方文明作为先发的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摒弃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冲突的文明发展逻辑，探索和创立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交流和谐。”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本身就是文明的平等尊重、交流互鉴、多元协调、开放包容、和合发展的结果：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了中华优秀文明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共识；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还借鉴了世界文明，特别是结合自己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创造的现代化文明成果。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和平发展论”的国际化发展模式，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既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理论的“咒语”，又证实了“国强必霸论”“修斯底德陷阱”的谬误，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代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以共同体观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在东西方世界都有悠久而绵延的思想渊源。从《礼记·礼运》提出的“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的大同理想，到张载在《西铭》中精心设计的倡导爱人和一切物类的“民胞物与”的世界；从《圣经》上讲参与修建巴别塔的都是大洪水幸存者诺亚的子孙，到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把人类社会的同一性回溯到上帝创世的初心，再到雅斯贝斯把人类的团结一致视为历史的信仰和人性的条件，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具备结成共同体的同一性基础。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其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态度，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积极力量。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始终积极承担责任，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和平发展之路。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都充分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为全球经济稳定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世界范围面临的一系列现代化困境和危机，中国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承诺碳达峰和碳中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依附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半边缘”或者“边缘”的状况，反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发展方针，彻底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强必霸”的丛林逻辑和“修斯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全面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还彻底否定了“国强必霸论”和“修斯底德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仍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至关重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对中国2022—20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预测分析，既有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又具有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综合了各类预测方法，基于收敛理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基准情况主要分析结果如下。

　　（一）人口增长率

　　如表1所示，在基准情况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人口即陷入“负增长”。到2030年，总人口还能保持在14亿。到2050年，我国总人口将降至约12.5亿。未来30年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上升，到2050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到26%左右。

　　（二）GDP增速、人均GDP和GDP总量

　　表2为预测的基准情况下的GDP增速、人均GDP和GDP总量。从GDP增速和人均GDP发展水平看，中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达到14648美元，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在2032年之前中国GDP增速还保持在每年5%以上，此时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在2040年之前中国GDP增速还保持在每年4%以上，此时人均GDP超过了3万美元；到2050年经济增速会降低到每年3%以下，而人均GDP达到48705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从2万美元到3万美元大体都花费了1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2040年以后人口负增长加快，中国人均GDP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大约只需6年左右。但需注意到，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还比较低，2020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约为63593美元。也就是说，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中国2025年的人均GDP水平不到美国的1/4。即使到2050年，也没有达到美国2020年的人均GDP水平。

　　从经济规模看，到“十四五”期末的2025年，GDP总量达到146.74万亿元（按2020年价格计算），约21.26万亿美元。到2035年将达到250.45万亿元，约36.29万亿美元的规模；到2050年将达到432.39万亿元，约62.65万亿美元规模。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下，我国GDP总量到2025年将达到21.16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2018年的20.61万亿美元的GDP规模。考虑到美国经济的增长，在2030年左右，我国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三）三次产业结构

　　在基准情况下，本文预测，到2050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见表3）。由于收敛速度的差异，加之中国第三产业水平距离美国的差距更大，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将逐渐高于第二产业。202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6.48%，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则为7.27%，到2035年左右，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将超越第二产业。这也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打下基础，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转型。

　　表4进一步给出了基于基准情况下产业增加值增速预测的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未来产业结构整体表现为第二产业占比的缓慢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的缓慢上升，第一产业的占比也是不断下降，但到2050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仍在5%以上，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还能保持在25%以上。这种产业结构演变趋势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当然，在基准情况下，我们没有考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只是单纯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参照系，因此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速度较慢。

　　（四）需求结构

　　表5给出了基准情况下在相应人均GDP水平下中国可能出现需求结构变化。随着中国人均GDP逐步提高，中国需求结构也产生变化。消费占比2025年达到68.51%，2035年达到72.68%，2050年达到79.01%。相对应的投资占比则逐步下降，2035年降至26.33%，2050年降至24.61%。整体来看预测中国需求结构将向着高收入国家靠拢，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一步深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中国需求结构也会得到相应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GDP达到1万美元后相比于典型国家而言，面临着经济增速变慢、投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储蓄率过高、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问题加重等问题。这是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需要警惕和着手解决的问题。以老龄化问题为例，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6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9%，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占比14.2%。按照联合国通常使用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这也就是说，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人均GDP和目前中国相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早于这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呈现“未富先老”特点。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还将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而且，越是接近现代化的实现阶段，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艰难险阻。中国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现代化的强烈发展意愿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内发展面临着经济增速变缓、人口增长率下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加重等全局性问题的挑战。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情况下，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第一，经济全球化受阻带来的创新乏力风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再加之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严格分野以及对中国实力的忌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极限施压，这将可能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脱钩”，这进而可能导致中国原创技术进步能力不足，形成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阻碍。这一“脱钩”风险最初从贸易领域开始。2017年，美国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企图对中国实施单边裁决，这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再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几年来中美之间经济科技方面“脱钩”的紧张趋势愈演愈烈。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国内经济大循环对中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经济全球化受阻、中美经济科技脱钩风险加大，对现代化新征程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利用自身劳动力低成本要素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基础研究和工业技术强国，中国虽然科技创新水平取得较好的成绩，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很多核心技术依然依赖于国外，每年大量支出用于向美国、日本等国购买知识产权。中美如果真的脱钩，那么美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输出将大幅降低，“卡脖子”技术的数量及其影响范围可能增加，这将极大地阻滞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现代化进程也可能被拖累。要应对这种风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创新置于现代化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对于中国现代化新征程至关重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第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经济衰退风险。

　　前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前景分析，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不存在重大、持续衰退基础上的。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的经验与国外的教训也都启示我们，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高度警惕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可能重演。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有多次瘟疫和病毒的肆虐，如2400多年前的雅典瘟疫，公元6世纪和公元14世纪因鼠疫而起的黑死病，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重大公共事件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对这类重大风险，中国必须十分注意提高治理能力与治理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要在政府与市场协调上下功夫，提升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能力，避免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因重大公共事件引发重大的、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放缓，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第三，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冲突和全球危机带来的极端环境风险。

　　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在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连续性很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巨大变化冲击而中断或者倒退，最终不能实现现代化。无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时下还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都揭示了重大政治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可能给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极端环境风险。极端环境风险对现代化进程影响是巨大的，但又是非常不确定。以当前乌克兰危机为例来看，未来局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具有较强不确定性：一是加剧能源供应风险，可能会破坏中国经济运行稳定性；二是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和滞胀风险，造成全球经济受挫，进而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三是乌克兰危机将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解构，会给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带来极大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极端国际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影响，需要统一全国上下意志和所有资源，坚持“稳字当头”保证中国现代化环境的稳定性，努力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再争取30年稳定发展期。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任务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协调高效、循环畅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家和平发展，切实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如期实现。

　　（一）经济建设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基础上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本文预测，到2030年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提升至2.5万美元以上，2050年我国人均GDP会达到5万美元左右。但要实现这些增长的前提必须是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经济工作总基调至关重要。

　　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必须加速推进。2020年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在新发展阶段深化工业化进程意义还十分重大，还面临着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的高质量工业化任务，而这又进一步需要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因此，一方面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政治建设

　　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民主观、价值观，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成熟，不断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完善国家行政体系。推进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不断提升，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文化建设

　　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得到完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凝聚力不断提高。重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社会风尚基本养成，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构建完成，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中华文化走出去达到新水平，文化强国得以建成。

　　（四）民生和社会建设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科学规划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将中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推进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所”目标，推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相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

　　（五）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推进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推进形成优美的生态，生态安全屏障牢固，生态系统功能健全，生态系统质量稳定，生态产品丰富。确保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能够享受到安全的饮水、清洁的空气、肥沃的土壤、美丽的海湾等优质充裕的生态产品。推进形成美好人居环境，有效降低建筑碳排放量，初步实现碳足迹全生命周期的可信记录。使绿色成为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发展方式友好、动力内生、过程高效、生活简约适度、行为绿色。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在达峰后围绕碳中和目标，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推进实现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不断完善生态监管体系，严格环境质量管理制度，健全体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和法治体系，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不断提高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国家安全建设与和平发展

　　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